第二天下午，周雪峰来到了平乐县，我们把在火葬场和化工厂调查的情况跟他详细的讲了一遍，也让他看了拍摄的照片和视频。
周雪峰沉默了良久，然后才说出了两个字“畜生”。
周雪峰说，他决定给方三元一些经济上补偿。
至于该如何补偿方三元，周雪峰打电话咨询了律师，因为周雪峰不想出面，律师说可以通过扶贫捐赠的方式给对方一笔钱。
具体该如何操作，捐赠多少钱给方三元家人，我和大眼并不关心，我们关心的是该如何把这些盗尸牟利的犯罪分子绳之以法，让他们得到应有的惩罚。
周雪峰说盗尸牟利既然是一条产业，其中的利益链肯定涉及非常广，大概率在当地就有保护伞，所以报案要到更高一级的政府，而且最好以匿名的方式举报。
周雪峰让我们把拍的照片和视频发给他，他会先咨询律师，听听律师怎么说。
我们一想也是，以我和大眼的身份去干这件事，肯定不如交给周雪峰去做。他不仅社会经验丰富，有人脉，也有一定的社会身份，让他去做自然会事半功倍。
于是，我们到网吧找了台电脑，把拍摄的照片和视频存到了U盘里，交给了周雪峰。
周雪峰觉得把U盘带在身上不安全，就找了个快递公司，把U盘寄给了他信任的一个律师。
我们问他，为什么要通过邮寄，而是不是网络传送。周雪峰说，在网吧上网是实名制，在网上传送容易被监控，要是被监控到，他找的律师就可能会受牵连。
周雪峰十分的谨慎，他还说，我们最好分开住，以免被对方找上门来。
虽然我和大眼觉得周雪峰有点太过小心，但还是按照周雪峰的吩咐，换了一家酒店。
事实证明，周雪峰的担心不是多余的，我和大眼刚住进酒店没一会，就有五个便衣找上了门。
五个便衣敲开·房门亮出证件后，说他们在抓捕嫌疑犯，让我们把证件拿出来，然后又开始翻我们的行李。
一个微胖的中年男人点上支烟，说：“把你们手机拿出来。”
大眼问：“拿手机干嘛？”
中年男人坐下，翘起二郎腿，说：“当然是检查。”
“手机有什么好检查的！”
旁边一个年轻的便衣，训斥说：“让你们拿就拿。别废话。”
中年男人抬手示意对方不要说话，他看着我们笑眯眯地说：“我怀疑你们手机里面有不可告人的东西，要是不拿出来，那我们只能把你们带回局里查了。我们那里进去容易，出来可就难了。”
他脸上虽然带着笑，话也说的慢条斯理，可却是满满地威胁。
其余四个警察也齐刷刷地看着我们，无形的压力瞬间袭来。
我拿出手，大眼也只好跟着把手机掏出来。
中年男人打开手机翻看，在看到我们拍摄的照片后，脸上的笑容便消失了，他示意四个便衣警察出去，房间里只剩了我们三个人。
“你们是记者？”对方问。
“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我问。
中年男人嗤笑，说：“我劝你们最好老老实实回答我的问题，这里是平乐，想要收拾你们太简单了。这些东西你们还给别人看过吗？”
我说：“没有。我们不是记者。”
“不是记者为什么要潜入火葬场拍这些东西。”
“我们是私家侦探，受人所托。这些视频还没来得及传给雇主。”
“谁雇的你们？”
“我们有我们的规矩，不能透露雇主的信息。”
中年男人哼笑道：“不说也罢，但我不管你们是受谁委托，必须立刻离开平乐县，以后永远不要再来了。手机我没收了。”
“我们要是不答应呢？”
中年男人吐出一口烟雾，然后从兜里掏出一盒烟，扔在了茶几上，说：“你们看看里面是什么。”
大眼疑惑的拿起烟盒打开，脸色立刻黑了下来，我也凑过去瞧，发现烟盒里面有一小袋白色粉末。
我质问：“你栽赃陷害我们？”
中年男人对此不置可否，说：“我说了，这里是平乐县，想要收拾你们太简单了。这点东西最少可以让你们做七年牢。”
大眼拳头攥的咯咯响，但中年男人却没有丝毫畏惧，他轻蔑的看着我们，说：“走还是不走？如果不走，那我就叫人了。”
面对如此卑劣的威逼，我和大眼是一点脾气没有。因为我们相信，只要我们说半个“不”字，他就会叫进外面的四个人来把我们拷走。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无论心里如何不甘，如何气愤，我们只能无条件的服从。
我妥协说：“好，我们离开。”
中年男人对我的回答很满意，他收起茶几上的烟盒，说：“你们就在这间屋子里那也不要去，我派人给你们去买火车票，然后送你们离开。”
他起身把一个姓杨的年轻便衣叫进屋子，让他盯着我们。
两个小时后，一个便衣来到了酒店，把身份证还给了我们，并给了我们两张晚上十一点多，离开平乐开往南宁的火车票。
两个便衣一直守着我们待到是十点多，然后带着我们去了火车站 ，亲自把我们送上火车才离开。
两个便衣刚下火车，五六个年轻人就走了过来 ，分别坐在了我们对面和旁边的椅子上，坐在我们对面的一个就是昨晚在火葬场冒充保安值班的青年。
青年冲我们笑了笑，说：“又见面了，我们送你们去南宁。别耍花招，不然你们俩会死的很惨。”
我和大眼对视了一眼，没有搭理他。
一个小时后我们到了南宁，他们又跟着我们买了前往河北的火车票，看着我们上了火车。
火车开启后，那个青年还笑眯眯地冲我们摆了摆手。
大眼气愤地说：“太他妈憋屈了，安子，我们得回去！”
我说：“回去也没有意义，他们不知道周雪峰在乐平，如果我们回去，周雪峰可能会暴露。照片和视频我们都给了周雪峰，他把证据寄给了律师，剩下的就交给法律吧。”
大眼虽心有不甘，但也认同我的观点，以我们俩的能力，根本无法撬动这么大的黑产业链，想要把参与其中的人都绳之以法，还得靠政府，靠法律。
坐了一天一宿的火车，我和大眼终于回到了保定，我们在第一时间购买了新手机，然后给周雪峰打去了电话。
周雪峰说，他知道我们被当地的警察盯上了，他回酒店找我们时，看到客房门口有人守着就知道出事了。
所以他立刻就离开了乐平，直接去了南京。现在他已经和找的律师碰了头，在商量如何给方三元的家人一些补偿。
周雪峰在电话里感谢了我们的帮忙，说等他处理完乐平的事回来后一定再次当面感谢我们。
我问他接下来准备怎么处理火葬场偷盗窃尸体的事，周雪峰说北·京的律师还没收到快递，但这件事无论有多少危险和困难，他都会坚持到底，一定要把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周雪峰已经是六十多岁的人了，他还能有如此的决心 ，说实话非常令人钦佩。
不过这也是我最后一次和周雪峰通电话，等再有他的消息时，已经是半年后了，那时他已经病逝三个月了。跟我联系的是周雪峰生前最信赖的律师。当时律师已经掌握了更多的盗尸的证据，利益牵涉之广，涉及的人员之多，都令人瞠目结舌。
而且律师告诉我，为了调查这件事，他受到了来自各方的压力，但为了不辜负周雪峰对他的信任，他一定会坚持做下去，直到骇人听闻的盗尸案大白于天下。
这件事是我和大眼众多经手的事件中，没有结果的之一。
但我相信，正义可能会迟到,可是永远不会缺席，那些没有人性作恶的人，迟早是会受到法律制裁，或者说遭到因果报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