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将困扰自己最大的难题交给武惠妃之后，张洛也没有闲着。他希望是能够直接面见唐玄宗李隆基，可在见到皇帝后要说什么做什么，也直接决定了结果是好是坏。
唐玄宗这个人，性格与作风的阶段性特征还是挺明显的，年轻时豪迈倜傥有大志，壮年时英武果敢有城府，人到中年志得意满、刚愎渐露，但仍不失英明、雄心未泯。
年纪越大，其人性格的缺陷便暴露的越明显，敏感多疑、猜忌心重，天性凉薄、残暴不仁，放纵自我、好逸恶劳，种种人性的丑劣佐以不加节制的帝王威权放肆使用，最终酿成了一个五毒俱全的盛世祸胎！
张洛比较庆幸的是，他如今所处乃是开元十四年。刚刚完成封禅大典的大唐帝国正是国力鼎盛、一切都欣欣向荣的时刻，尤其唐玄宗这个最关键的因素还没有开始向祸胎蜕变，毒性仍轻。
虽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但大多都是封建社会的通病，也谈不上无可挽回。或许有一些结构性的矛盾处理起来比较棘手，但社会整体的承受能力还是挺强的，否则也撑不住开元后期到天宝年间的一系列瞎折腾。
匡正开元盛世、解决安史之乱，这个命题对张洛来说太大了。
眼下的他只希望能够在张家这一场危机当中能有出色的表现，既能帮助周良一家消解灾祸，也能让自己获取到足够的政治资本，在之后返回张家后解救出英娘等人，并给主母郑氏以打击报复。
好吧，这些目标要达成也并不轻松，但总归还是有希望的。他所指的有希望，关键在于眼下的唐玄宗还是能够进行正常对话，仍未以扒灰虐子等伦理丑活儿为乐。
打击张说及其势力是唐玄宗已经确定的目标，在这一目标达成之前，任何试图反抗的行为，都要冒着承担帝王怒火的风险。换言之，如果不进行类似的反抗尝试，就能避免这一最大的风险。
用周良一事去构陷崔隐甫从而解救张说，这只是张洛打出的一个幌子，用于吸引武惠妃出手帮忙引荐。这一目的达成后，张洛自然不会这么干，所以他需要用另一套逻辑去打动唐玄宗，从而换取想要的东西。
张洛的初步打算是见到唐玄宗后便进献谋国良策，而他所准备的良策便是开元年间裴耀卿所主持的漕运改革，以及围绕漕运改革所进行的一系列赋税与经济方面的变通。
他之所以选择这一策略，还是受了之前与周良交谈、以及南市王元宝投资失利等事所带来的启发。
大唐这种幅员辽阔的庞大帝国，跨地区的资源和人事流动成本是非常高的，而且当下的漕运现状效率非常低下。就比如这一次江南漕船因为久旱无雨而滞留途中，不只连累王元宝这种豪商投资血亏，只怕大唐本身的财政计划也要大受影响。
须知封禅这种国之大典对钱财物资的消耗是非常大的，唐玄宗一行人马巨万自长安出发，一路沿黄河而下，哪怕不搞那些规模盛大的典礼仪式，单单人吃马嚼一路来回，也得把黄河沿岸州县府库给吃的鸟蛋精光。
所以唐玄宗在东封结束之后并没有直接返回长安，而是驻留于东都洛阳，原因也很简单，回去就得他么饿肚子！
在这样的情况下，来自江南的租物入仓能够极大缓解当下枯竭的财政状况，但如今却因为不合理和效率低下的漕运而将要逾期，必然又会加重财政压力。
张洛选在这个节点进献改革漕运的建议与方案，正可谓是投其所需，能够极大几率获得唐玄宗的好感。
不过这可不是什么诗歌文抄，裴耀卿的漕运改革价值也不在于这四个字，而是其所包含一整套详细缜密、行之有效的计划。
这是裴耀卿长期主政地方，针对漕运弊病进行深入观察和分析之后所总结出的一套方案，绝不是拍拍脑门的突发奇想。
张洛在后世有一位眼镜师姐，便曾以唐宋漕运沿革变迁为课题，而张洛出于对知识的仰慕，也热情主动的帮忙收集过一部分相关的资料，其中就包括开元年间的漕运改革。
所以对于裴耀卿的漕运改革整体思路和具体方案，他也是比较了解的。
不过这样一套内涵丰富的方案，显然不是如今张洛这样一个身份能够拿出来的，甚至就连他祖父张说主政多年，对于漕运的理解恐怕都不会这么深刻。就这么直接抛出来，必然会引起怀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