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可以说引荐宇文融入朝，就是源乾曜给开元政治做出的最大贡献，只不过宇文融本身才力卓著，反而让源乾曜在当中的存在感并不高。
人当然不会一成不变，包括李林甫也会成长，当其在担任国子司业的时候，名声已经变得不错。
但要说会有什么脱胎换骨的变化，那也谈不上。毕竟只有业务水平实在不行，才会狠抓行政管理，这一点上过学的和上过班的大概都能有所体会。
还有重要的一点，晚年的唐玄宗对宰相的能力要求高吗？他连杨国忠都用！杨国忠的才能是什么？撅屁股露大腚，剩下这点烂底子全都抖落出来！甚至于因为这个极品的存在，李林甫都变得老成谋国起来。
李林甫能够长期在开元、天宝年间担任宰相，固然与其个人素质合格有关，但也仅仅只是合格，而非优异，且这还不是根本性的原因。
根本原因就是他所担任宰相的时期，基本上就是唐玄宗志得意满、昏聩怠政的垃圾时间，已经将自身的精力从处置国家大事转移到了捯饬家庭伦理上来。
这一时期的唐玄宗并不需要宰相有多么卓越的执政才能，只要将人事矛盾按压下去、不要浮于自己面前来，并且能够无底线的顺从迎合自己，就是合格的宰相。
张九龄与李林甫之争，恐怕也不能说是吏治战胜了文学，张九龄被贬更多的还是来自于唐玄宗自身的取舍。
比如与张九龄一起被罢相的裴耀卿，幼应童子举，后以唐睿宗潜邸旧僚而见用，历任州县，由宇文融举荐入朝，之后提出并主持系统性的漕运改革。
这样的履历，按说无论如何也不应归入文学一派。如果用非常狭隘的观点来解读，大概就是裴耀卿屁股歪，明明自己是吏治出身，偏偏与文学大佬张九龄眉来眼去，结果被殃及池鱼、罪有余辜。这么说显然是不恰当的，而且还很可笑。
裴耀卿的被贬，其实在其经历也有迹可循。他主持漕运改革节省运费三十万贯，有人建议“以此缗纳于上，足以明功”，然而裴耀卿却说“是谓以国财求宠，其可乎？”，因此将之奏为和市费用。
单此一点，已经将裴耀卿与开元天宝年前那些以盘剥求宠的财政型官员区别开来，彼此可谓油水难调。
随后上台的牛仙客大兴和籴，也让唐政府对于漕运的需求不再像之前那样强烈，既不能应时而变、又不肯从俗如流的裴耀卿淡出时局自然也就顺理成章。
所以裴耀卿的去职谈不上什么文学与吏治，而是吏治与吏治。
还有一个被视为张九龄文学党羽的严挺之，因为李林甫所举荐的户部侍郎萧炅将“伏腊”二字错读为“伏猎”，被严挺之告知张九龄并把萧炅贬出朝堂，这也通常被视为文学与吏治之争的一个表现。
在解释这件事前，先介绍下严挺之何许人也。
严挺之进士出身，神龙年间又应制举而出仕，并受到上司姚崇的赏识，姚崇入朝为相后便将严挺之推荐入朝担任右拾遗。
唐玄宗刚刚履极的先天年间，严挺之便上奏不应“损万人之力，营百戏之资”，从而受到嘉奖，可见这是一个秉性正直、敢于进谏之人。
严挺之的刚直绝不是虚伪的人设，他是真的敢，就连掌管风纪的侍御史言行不妥，他都敢于发声斥责。甚至于开元年间作为唐元功臣、称得上是北衙第一人的王毛仲，张说等强势宰相都不敢触其锋芒，唐玄宗解决王毛仲都要小心谨慎，但严挺之仍然敢于拒绝王毛仲的非法要求。
了解了严挺之是个什么人，再来回看他对萧炅的不满，这应该归为党争吗？
官员识字、尤其是堂堂一部侍郎识字，这不应该是为官的基本素质吗？如果这也算是文学与吏治之争，吏治体现在哪里？体现在户部侍郎只需要识数，不需要识字？
大唐至此立国已有一百多年，制度已经规范，人才储备丰富，对于中央要司的官员素质要求有所提升，这难道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吗？
或者说，李林甫同样无学术，还不是安安稳稳做了这么多年宰相，文人又何必搞什么学历歧视！
前文已有论述，李林甫的家世让他从出生伊始便开始接触这些人事，甚至这些人事就是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常年耳濡目染下来，如果连基础的政务处理都还不合格，那他就不是能力不行，而是智力不行！
开元天宝时期一大批财政和事务性人才陆续受到重用，这其中尤以宇文融最为具有标志性，以至于有开元一朝言利得幸始自宇文融。其后的财政型官员杨慎矜、韦坚、王鉷、杨国忠等，也都被认为是踵其迹而出。
恰好开元政坛又有以张说、张九龄为首的文人群体异常活跃，两类身份之人在政坛当中难免会产生利益的碰撞与权力的摩擦。但引起他们产生矛盾与斗争的深层和根本原因，绝对不是所谓的文学与吏治。
这些所谓的吏治人才当中，除了宇文融、裴耀卿他们的改革和所推动的事情是真真正正触及到社会根本问题，对国力与社会有着整体性的推动与改善之外。其他的有一个算一个，路都越走越歪，多以盘剥为能，只会贿上求宠，他们根本不配跟宇文融、裴耀卿混为一谈。
把这些人引入吏治概念之下，去讨论文学与吏治之争，既是对文学的侮辱，也是对吏治的侮辱！
再来说文学，这派观点认为太平盛世中君主好大喜功，往往要粉饰文治。
这无疑也是非常狭隘的，将文治当作君主个人出于功业欲望而推动的事业，完全没有提及文治对社会整体带来的改善以及对意识形态建设不可取代的推动作用。
我们要先了解一个情况，何谓盛唐？盛唐这个概念首先是用来描述唐代的诗歌文学等各种文化的丰硕成果，而后才渐渐兼具了史学概念。
在隋唐大一统帝国形成以前，是持续几百年的南北朝大乱世，社会长期处于分裂动荡之中，自然也就谈不上所谓的文治。
所谓的经史义理，士族家事而已，文化得不到广泛的传播，普通民众也很难顺利接触到文化。当然在当时巨大的生存压力面前，获取文化也并非一个迫切的问题。
但是随着隋唐帝国完成统一，文化的正本溯源、汇总整合以及广泛传播，也是政权中枢不可回避的责任。而在这当中，盛唐开元时期以集贤学士为代表的修书活动也是持续时间最长、成果最为卓著的一个时期，不只在唐代，在整个古代史当中都具有非凡的意义，真正的让士族家事成为普世之学。
张说长期担任集贤学士首领，本身又文化素养极高，在当中自是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文学与吏治之争这种观点却把张说及其行为解构为招揽词学之士、进行朋党之争，对于盛唐文治最核心也最基本的内容欠缺必要的表述。
相较于古人所推崇礼法之类旧说，后人对于文化和意识形态给一个群体、一个政权所带来的改变与影响感受无疑要更加的深刻与直接。
后世因为意识形态被解构、崩析所引起的社会动荡甚至战争，几乎没有停息过。所以对于开元文学，也要有一个更深刻的理解。
开元文治是一个集体共同努力所达成的成就，包括但不限于这些中央文人，诸如李白、孟浩然这些在野之士同样也作出巨大的、甚至不逊于体制中人的贡献。
张说所作出的贡献或许并非无可取代，也可以是李说、王说，但无论谁说，只要引导并推动了开元文治的辉煌，无疑都是值得褒扬的。
吏治有良吏、恶吏之分，文学同样也有机敏通达之变、泥古不化之徒。任何时候都有夸夸其谈、滥竽充数之流，但是让他们如此丑陋的，既不是文学，也不是吏治，这二者之间更谈不上有什么先天的矛盾。
所以文学与吏治只是一种非常浅显的身份特征抓取与表述，既不足以解释开元时期的中枢政斗本质，对于中枢斗争给当时社会造成的冲击与影响更是涉及颇少，是一种比较狭隘的表述方式。
其实如果这种斗争内容确实存在的话，大家都可以用普通人的朴素想法代入唐玄宗的视角：我都要，犯法的？谁规定的？
越是中枢高层的权力斗争，帝王的意志便体现的越明显。
不要说唐玄宗这种强势帝王，哪怕中晚唐太监和神策军想搞事，都得先去十六王宅挑个李家小猪崽儿捏在手里，或许这一时期的皇权已经谈不上有什么独立的意志体现，但你不能不在！
在皇帝这个权斗最核心最关键的人物脑海里，恐怕不会有什么文学与吏治的概念存在。
同理，如果我们想要系统、全面的了解开元时期的政治变革与社会演变，也不该局限在这种视角里，用文学或吏治这比较模糊的概念去解构、总结盛唐时期错综复杂的人事。
当然，这只是我自己的一己之见、读书随想，凭我的阅历和积累也不足以进行什么严肃的学术探讨。
今天跟大家稍作分享，也只是针对正在写的这本书的历史背景进行一个阐述和说明，便于大家对剧情事件和人物行为进行理解，所以一些观点也只适用于本书。
一番列数下来，涉及到的人事信息不少，大家一时间可能不好完全消化，这也没关系，只是时代背景的一个交代，之后的正文剧情里面还会进行一些细致描写。如果大家在阅读中有什么疑惑，也可以转回来再翻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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