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洛越想越是兴奋，以至于都忍不住眉飞色舞起来。
后世在学习闲暇之余，他也看过一些历史类的网文小说，而在这些小说当中主角通常都会进行一种行为，那就是文抄，通过抄写古人的诗文名篇来获得声望名誉与满足感。
在这些文抄行为当中，诗歌是最主要的内容。毕竟诗歌所蕴含的感情往往都非常浓烈，更加容易带动情绪，而且都是经过高度提炼的文字精华，易于传诵也便于记忆。所以唐诗宋词响彻不同时空、不同位面，乃至于不同的种族。
但古代的文化与文学宝库中的瑰宝又何止诗歌一类，其他的文学体裁同样也有着值得深入挖掘的巨大潜力。
在这一众文学类别当中，墓志铭作为一种比较特殊的应用文体裁，尽管比较小众，但却同样有着极大的价值。这种价值在后世主要体现在史学方面，而在当代则就体现在具体的变现能力。
诗歌文抄了不起能够让人获得感情上的共鸣、社会名望的提升，或许能够间接性的因此获益，但若不巧遇上隋炀帝这种不讲究的对象，抄一句“空梁落燕泥”，反而还会有生命危险。
墓志铭的变现能力在古代文化产业中那是一骑绝尘的，讲究一个一手交钱一手交文，并不需要中间环节的转换，直接就能进行买卖交易。而且这一行当市场巨大，毕竟是人就难免一死，但凡稍具财力者，也都希望能够将先人风光大葬、光辉事迹碑传后世。
墓志铭的获利空间还非常的巨大，比较著名的就是同为盛唐名相的姚崇临终前便遗命儿子们趁张说前来吊唁时毕陈珍宝于前、从而诱惑张说为其撰写碑志。
虽然这故事当中，姚崇更多的还是需要一个政治上的保障，但由此也显示出这行业手工费的确不低，而且并不会因为志主的地位高就能有所省俭。
同为盛唐名士的李邕，即是李白诗中的李北海，同样也是一个碑志名家，史载“虽贬职在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观，多賫持金帛，往求其文”，以至于“时议以为自古鬻文获财，未有如邕者”。
但是在墓志铭这个题材当中，从后世唐人墓志存世数量而言，李邕仍然三甲不入。排第一的乃是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第二则是楷书四大家之一的柳公权，第三便是盛唐大手笔张说。
张说数量不如前者，倒不是水平有差，一则年代更久远、考古发现的数量限制，二则张说政治地位要较前两者更高一些，尤其在做了宰相之后，也不会再轻易动笔卖文，主要还是为去世的亲友撰志和奉诏而作。
就比如眼下这河南府士曹参军徐申，虽然愿意奉财百贯，但却连张说家的门都进不去，这钱想花都花不掉。
真正让张洛激动不已的，还并非徐申两手奉上的这百贯钱帛，而是他意识到自己完全可以将祖父张说功成名就后、已经看不上而放弃掉的下沉市场再给重新经营起来，不只是一顿饱，而是顿顿饱！
这样的做法固然有些不道德，但从张洛的角度而言，他在张家倍受排斥冷待，感情上遭受了极大的伤害，不应该收点利息？
至于那些求写墓志的人家，他们只是希望能够获得名家出品以慰先灵，当然更重要的是抚慰自己，只要这件事不拆穿，他们就能一直获得满足感。
没有权势地位的人就不配为先人尽孝吗？
张洛绝不苟同，他认为任何人只要诚意足够，都应该获得这样的机会，而且他也愿意尽自己一份力来满足这些人的诉求！
甚至于，他还可以尝试在碑志中埋下一些后世的文字梗，让这些碑志一旦面世就能成为网红作品，其家世事迹也能获得更加广泛的传扬，效果又比什么当代名家所写要好得多。
很短的时间内，张洛不只坚定了自己要代写墓志的念头，甚至还给自己做了一番能够抵消负罪感的心理建设。别人是替天行道的绿林好汉，而他则将要化身劫富济贫的翰林义士，大家都肩扛道义、盗亦有道！
周良父子自是不知道张洛如此丰富的心理活动，看到他虽然表情变幻不定，但却一直沉吟不语，周良也多少有些不好意思。
对方乃是名门贵公子，且知恩图报、折节下交，提出一点小问题，自己这里却不能给一个满意的答复，实在是有点说不过去。
所以周良在思忖一番之后，便又开口说道：“眼下府中尤重保障新括籍户的耕业维持，郎君可命庄人就乡访聚，让这些民丁入府谒告。府中有录此事之后，我便可先调使一队役卒前往修复渠堰。”